柯直律师参加《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特殊身份的“和事佬”》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首先要把专门的法治队伍建设好。

2017年6月，在杭州市中院和司法局的推动下，杭州多家法院被确定为律师调解和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试点，律师调解室自11月运行以来，已经调解成功各类案件38起。

一触即发的争吵

2018年1月，在杭州中院专设的律师调解室，两对夫妇发生激烈争吵，年轻的一对是离婚上诉案件中的夫妻，年长的老夫妇是男方的父母。

主持案件调解的不是法官，而是律师柯直。调解的重点是离不离婚，孩子归谁，可还没进入正题，儿媳妇刘芳芳（化名）就和婆婆就发生了争执。

柯直不是任何一方的代理人，而是以律师调解员的身份，来调解刘芳芳和丈夫的离婚上诉案。

看着眼前的“婆媳战争”，柯律师没着急，也没打断，就是耐心听着，他说，尊重是取得当事人信任的第一步。柯律师明白，刘芳芳最担心的是自己对孩子的探视权得不到保障，孩子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将离她越来越远。

破裂的家庭

十几年前，刘芳芳大专肄业，从四川乐山出来打工，她一直坚持学习西班牙语，想开一家自己的外贸公司，但同时，她和每个女人一样，向往幸福的婚姻生活。

2012年，她经人介绍遇到叶天明（化名），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婚。孩子出生后，婆婆给刘芳芳找了一份保洁员工作，希望她安安稳稳好好过日子，可这份工作和刘芳芳的人生理想相差悬殊，她没有接受。

在老人眼里，这个媳妇不带孩子，不踏实上班。丈夫叶天明也开始觉得自己的妻子好高骛远好吃懒做。刘芳芳则认为自己与丈夫一家难以沟通，不仅不理解自己的想法，还干涉自己的生活。

 

三观不合，缺乏沟通和认同，同一屋檐下，三代五口人，婆媳矛盾，夫妻矛盾，甚至是城乡矛盾，越来越多。

离婚拉锯战

冲突爆发的导火索，是刘芳芳要开母婴用品店，丈夫叶天明觉得这并不靠谱，拒绝了出资帮助。刘芳芳便以要一次交足社保养老为由，找娘家人借了20万，但还是遭到了婆家的反对。

丈夫叶天明也认为，这笔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万一生意失败，最终还是要拿自己父母拿老本还，叶天明便和父母带上孩子，千里迢迢去了刘芳芳老家，和刘家人说了实话。

刘芳芳觉得，婆家人的做法毁了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刘芳芳只身去了义乌，在外贸公司打工。月薪在3000到5000不等，生活并不稳定，但她一直没有放弃。

可在婆家人看来，刘芳芳扔下孩子一走了之，是个不负责任的妻子和母亲。婆家的态度很强硬，刘芳芳不回来，就不要见孩子。

刘芳芳的报警记录有38次，原因有不让进门，遗弃，无家可归求救助，婆媳打架等等，其实都是为了看孩子，但这并没有解决看孩子难的问题。一次，刘芳芳甚至偷偷带走了儿子。

刘芳芳要带走孩子，让叶家有了离婚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法院判决获得抚养权，刘芳芳就不能随便带走孩子了。2013年，叶天明向杭州市江干区法院起诉离婚。

刘芳芳没想过要离婚，考虑到孩子还小，法院做了调解，让叶天明撤回了离婚起诉。婚是没有离，可矛盾，也没有解决，刘芳芳又偷偷将孩子带回了四川老家。

叶天明接回孩子，决心要离婚。因为管辖权等原因，叶天明先后在刘芳芳户籍所在地四川乐山、暂住地浙江义乌的法院起诉离婚。刘芳芳不想失去抚养权，也一直不配合，离婚官司打了五年，孩子都已经7岁了。

2017年，叶天明再次向杭州江干区法院起诉离婚。杭州江干区法院最终判决离婚，孩子给了男方。法官说，刘芳芳当时同意了判决结果，可很快，她就又上诉了，上诉理由写着不离婚，家暴赔偿，孩子抚养权等诉求。

新的开始

每个周四下午，杭州中院立案庭都会把一些适合调解的民事案件挑出来，提供给特邀调解组织杭州律谐调解中心特选出来的律师调解员来调解，柯直律师就是从这个渠道，受理了刘芳芳的离婚上诉案。

2018年1月的那次调解并不顺利，柯律师发现，这案子表面是夫妻离婚，其实主要还是婆媳矛盾。他认为做好老人工作是调解的关键，柯律师决定，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单独去找老人谈谈。

柯律师把重点放在了大人如何解决矛盾，才对孩子成长有利上。在柯律师努力下，各方终于达成了共识，自愿签署了调解协议，孩子每月有两个周末由刘芳芳接回住处，和妈妈团聚。

在法院法官的参与下，确认了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制作了法院盖章的民事调解书。

老人对这个结果很满意，法院回访时，他们特别准备了喜糖，纠缠了五年的婚姻关系结束了，他们觉得应该庆祝新的开始。

构建多元解纷机制

刘芳芳这起案件，是杭州中院，杭州市司法局，杭州市律师协会律师调解试点建立后，成功调解的第一起家事案件，试点的设立，源于一份杭州市人大代表的提案，这背后，还有很多人的努力。

近年来，全国法院收案量持续攀升，以杭州为例，2017年，杭州全市法院收案超过30万件，较五年前上升62%。沈田丰会长提出关于建立多元争议化解机制的建议，和杭州中院以及司法局领导想法不谋而合。

在杭州市中院和司法局的推动下，2017年6月起，杭州多家法院被确定为律师调解和公证参与司法辅助事务的试点，通过杭州律协调解中心、杭州公证协会等进行全面开展委托律师、公证调解工作，形成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框架。

 

   小撒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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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律师调解制度的设计者们，对此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呢？《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到司法部探访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寻找答案。

撒贝宁：熊部长，您好。在刘芳芳的婚姻调解案件中，我们看到律师调解的改革措施搞得有声有色，这项律师调解的改革措施仅仅只是在杭州实行吗？

熊选国：2017年9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我们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当时决定在11个省（市）开展这项试点工作。去年一年，律师参与调解的案件达到了11万多件。所以这项改革，从现在来看，还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是富有生命力的一项改革措施。

撒贝宁：2016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为什么中央层面对律师这样一个行业和群体的制度改革如此地关注？

熊选国：应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律师工作，所以在2016年6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对维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加强对律师执业的管理，包括发挥律师执业的作用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我们落实中央改革关于律师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其他的方面制定了很多具体的措施，第一，加强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第二，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管理；第三，推行律师专业水平评定机制；第四，切实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除了律师调解，我们去年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刑事辩护权覆盖，意思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除了你自己请辩护人之外，只要是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都给你提供法律辩护。

撒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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